​陈纳德与“飞虎队”

陈纳德与“飞虎队”

陈纳德毕业于美国克立佛航空学校，1917年底任陆军预备役步兵中尉，在狄萨斯州的布鲁克斯飞机场担任主任飞行教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空军不是独立的军种，而是分隶于陆军和海军的。当时陆军当权派的人物，都是西点陆军学校毕业的学生，陈纳德不是西点出身，因此得不到上级的重视。

1930年，主任飞行教官又被免职。后来由于两耳重听，在飞行体格检查时落选，于1937年4月30日奉命退役。退役后穷极无聊，竟异想天开，伙同另两个退役的同学，组织一个飞行技术表演三人小组，陈自任组长，在美国各州大、中城市巡回表演，获得了一些小声誉。他借此机会，结纳不少亡命之徒，这帮人后来都成为飞虎队的骨干。

1932年“中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不得不伪装巩固国防，从事建军，而建设空军又是当时建军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时蒋介石与汪精卫再度合作，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蒋介石为了独揽大权，自兼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校长，以军事委员会航空署署长葛敬恩为该校代理校长，并派自己原配毛氏的远房侄儿毛邦初为副校长，以为耳目。至于空军作战部队，则全部调往江西南昌，直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航空处(处长曹宝清)，由航空署副署长徐培根担任作战指挥，企图配合陆军消灭工农红军。

1936年8月，蒋介石积极扩充空军，把航空署改组扩大成为航空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以其亲信宋子文、何应钦等为委员。又因空军是当时新兴的兵种，经费充足，为了不使财源外溢，蒋介石便派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代折代行委员长的职务。宋氏兄妹上下其手，盗窃了不少国家资财。

由于宋氏兄妹的关系，蒋介石走上了投靠美帝国主义的道路，他采纳宋子文的建议，通过美国政府延聘以裘伟特为首的一批空军顾问，担任笕桥航空学校飞行的学科教育和技术训练。

不久宋子文又向美国佛利特航空公司购买一批佛利特教练机，交给航空学校使用，与宋美龄分享一笔不小的“回扣佣金”。当时裘伟特没有尝到一点余沥，大为不满，他对代理校长葛敬恩和副校长毛邦初说：“这批飞机好是好，但价钱太贵了，一定有人从中得到‘回扣佣金’的好处。”葛敬恩乃函询美国佛利特航空公司，得悉此事与宋氏兄妹有关，乃密报蒋介石处理。蒋介石为了顾全妻舅的面子，表面上对葛敬恩表示要彻底查办，实际上不了了之。从此，宋氏兄妹视裘伟特为眼中钉，亟欲拔去之而后快。

在抗日战争之前，宋子文为了美麦借款到美国华盛顿去活动，陈纳德认为奇货可居，乃资缘时会，得到其本州的美国国会参议员周以德的函介绍而见到了宋子文，并通过宋子文的介绍，又会见了宋美龄。这时陈纳德认为机不可失，乃大事逢迎，把蒋介石比作美国开国元勋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把宋美龄比作华盛顿夫人。而宋氏兄妹正欲排除裘伟特，苦无机会，今获陈纳德，大为赏识。回国后便在蒋介石面前，异口同声，着实替陈纳德吹嘘了一番，建议把裘伟特解聘，礼送回美，而以每月两千圆美金的厚薪，延请陈纳德为空军总顾问兼航空学校总教官。陈纳德就这样由一个落魄的美国退役空军上尉，平步青云地做了蒋介石的座上客。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上海战事爆发后，原驻笕桥的航空学校内迁，由南昌而衡阳而桂林而柳州，最后迁驻昆明，并改组为空军军官学校，派周至柔为教育长，蒋仍自兼校长。

1938年春，陈纳德奉蒋介石命到昆明组织空军军官学校美国总教官和总顾问办公厅。当他到达后，周至柔就集合全校教职员和学生举行布达式，正式介绍了这位新任的美籍总教官和总顾问，并说陈纳德是美国空军上校。但实际上陈纳德当时不过是一退役的空军上尉，所以他只敢穿着美国空军的军服，而不敢佩带美国空军上校的肩章。但他在讲话中，却大吹其法螺，企图蒙蔽在场的人。这时的陈纳德，可说是“水鬼升城隍”，一步登天了。

自“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战争高潮，苏联政府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组织了一个苏联志愿援华抗日空军联队，进驻兰州，在武汉等地上空，屡次予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1939年陈纳德嫉忌由于苏联志愿空军的英勇作战，因而使苏联空军总顾问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赢得了无比的威信，乃与宋美龄和宋子文密谋组织美国飞行员援华抗日志愿大队（简称A.V.G志愿大队)，以资对抗。这个方案通过宋氏兄妹的全力支持，获得了蒋介石的同意，准予照办。经过半年多的筹备，A.V.G志愿大队遂于1940年在昆明成立，并按照当时宋子文贺词“如虎生翼”的释义，命名为“飞虎队”，采用“飞虎”（THEFIY-INGTIGERS）为该队队徽。陈纳德则自封为“飞虎将军”。陈纳德也生来就具有一副老虎的嘴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华盛顿见了陈纳德后，曾对人说：“陈纳德天生一副老虎相，真使人害怕，幸亏他是我们友军方面的将军。”

陈纳德既成立了“飞虎队”，遂把过去在美国所结交的一帮失意的飞行员都招拢来当喽罗，替他卖命。而蒋介石也为了笼络这批亡命之徒，指派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负责在昆明和各空军基地组织美军招待所。黄仁霖乃选昆明西郊车站原农业专科学校的校址，大事扩建，使具有宫殿式外表和全套西式设备的内容，富丽堂皇，美奂美仑。对陈纳德A.V.G志愿大队人员，尊之如上宾，免费招待食宿、医药、交通等等。

蒋介石又颁发了美军飞行人员优待条例，规定：每人每月薪金由美金七百圆起至一千五百圆止；如果击落日军飞机，每架奖给美金一千圆；每人每年可得全薪休假一个月；如因空战受伤，则可获得免费医疗；如因作战关系，神经受震动而失常的话，可得全薪休养；一旦空战阵亡，其家属可领得抚恤金美金两万元和优惠的丧葬费。诸般优遇，无微不至。对宋美龄和黄仁霖以及他们手下一班仆从来说，这又是一个大好发财的机会，对陈纳德来说，他不但可以进一步争取蒋介石对他的宠信，而且可以借蒋介石的势力，飞黄腾达，从而达到离间蒋介石与苏联空军总顾问之间的关系。蒋介石也把飞虎队当作投靠美国的工具，企图获得美国更多的援助，并以削弱苏联空军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陈纳德摸透了蒋介石“假抗日，不抗日，反抗日”的底，因以曲意逢迎，取得了蒋介石的极度信任。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后，美日进入战争状态。1942年夏A.V.G志愿大队改组为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凭借蒋介石的支持，美国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国防部长马歇尔、空军参谋长史特勒梅耶和中、印、缅战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等，大耍其讨价还价、抬高自己地位的手法。1942年4月，罗斯福为了顾全蒋介石的面子起见，不得不把早已退役多年的美国空军上尉陈纳德破格提升为美国现役空军少将，并于同年7月任陈纳德为美国驻华空军司令，又于1943年3月10日正式发表陈纳德为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第一任司令。

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的编制相当庞大，包括两个轰炸机联队、两个战斗机联队、两个混合联队、一个司令部直辖中队、一个空军司令部和其他空勤单位和地勤单位，共有作战飞机700-1000架之多，与当时美国空军中将李梅所指挥的美国驻华第二十重轰炸机队（B-29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群，驻四川新津空军基地）司令部的编制比较起来，还要大得多。甚至连“纽约先驱论坛报”专栏政治评论家艾尔索普也以上尉军衔厕身于陈纳德的幕下，从事战时第一手的报导。这时的陈纳德真是红得发紫了。

1941年冬，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了一个以陆军少将麦格鲁德为首的军事代表团来重庆，名义上是协助蒋介石抗日，实际上是阴谋利用蒋介石这个亲美傀儡对中国实行新的殖民主义。珍珠港事变后，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奉美国政府的命令改组为中、印、缅战场美军总司令部，麦格鲁德奉调回美任战略计划署署长，另派陆军上将史迪威为中、印、缅战场美军总司令兼中、印、缅战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

史迪威来华后和蒋介石在作战指挥权和物资支配权等问题上，不断发生矛盾。如史迪威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打击日军，因此主张美国国会援华租借法案的一切物资连同军事装备在内应拨给一切抗日部队，包括中共所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蒋介石反对将美国武器装备中共军队的做法，坚决与史迪威争夺支配权。当然，这并不是史迪威亲共，而是美蒋在策略上的区别罢了。其次，史迪威要求以中、印、缅战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的名义和地位，全权指挥印、缅战场的一切中国军队，蒋介石也不同意这个要求。陈纳德又从中煽火，蒋、史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陈纳德是蒋介石一手培植起来的人，他善于迎合蒋介石的意旨对史迪威施行打击，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并借此发泄内心蕴藏多年受美国陆军西点学校出身的当权派所排挤和歧视的积愤。史迪威也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中国通”，他曾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任过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陆军武官。他的女儿生长在北京，读过中国书，而且是一个有相当素养的中国画家。

史迪威一眼就看穿了蒋介石与陈纳德之间此唱彼和的关系，因此他对蒋介石更加不满，千方百计想办法要把陈纳德调离中国，改派自己亲信的中、印、缅战场美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空军少将毕苏尔接替陈纳德所担任的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的职位。

虽然毕苏尔曾于1941年在麦格鲁德所领导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中担任过空军首席代表，并且是西点陆军学校出身，而又得到当时美国空军参谋长史特勒梅耶上将的支持，但蒋介石始终坚持要陈纳德担任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结果史迪威的算盘暂时落了空。而陈纳德则安然无恙地继续担任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蒋介石的空军总顾问和中美空军混合团的总指挥。陈纳德所指挥的中美空军混合团，是由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混合组成的一个作战联队(简称CACW)，它的编制包括四个轰炸大队，两个战斗机大队，一个直辖中队和其他空勤、地勤等单位。

陈纳德除担任上述各项任务外，作为蒋介石的空军总顾问，他还负责代表中国航空委员会与美国国防部和空军总司令部联系，并作出关于中国空军作战部队以及训练学校各届各科分别选送赴美受训人员的具体方案和实施程序。这时的陈纳德，身兼数要职，显赫一时，他手下就有一批喽罗为其摇旗呐喊，并趁机利用陈纳德的势力，大肆走私漏税，从事黄金美钞的买卖，以及其他一切违法乱纪的勾当。陈纳德装聋作哑，从中取利，大发横财。

“飞虎队”在昆明等地，往往驾驶军车，结队出游，招摇过市，横行霸道，鱼肉中国人民，奸淫中国妇女，酗酒闹事，无恶不作，弄得声名狼藉，怨声载道，而陈纳德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就无法控制了。他的同伙卡尼在十四航空队战斗机大队当中校大队长时，曾与其同僚在昆明美军招待所聚赌，发生争吵，互相殴斗，在盛怒下，一时发狂，拔出左轮手枪，把他的同僚当场打死。在众目睽睽下，陈纳德虽欲包庇，也不可能，不得已只好将卡尼逮捕押解回国交国事法庭审讯。

1944年冬，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终于破裂。蒋介石密电罗斯福坚决要求将史迪威调离中国，另选干员接替史迪威的职务。罗斯福不得不迁就蒋介石的意见，史迪威在蒋介石的重大压力下，只好辞去本兼各职，悄然回国。罗斯福改派驻印美军总司令陆军上将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职务。正在这时，美国国防部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史特勒梅耶也奉命到印度新德里组织美国空军驻印总司令部。

魏德迈和史特勒梅耶两人都是西点陆军学校出身的，因此在派别关系上都与陈纳德有矛盾。不过魏德迈和史特勒梅耶两人较之史迪威为圆滑，遇事在表面上总是对蒋介石表示尊敬谦让，但在实际上仍然是贯彻执行美国国防部一贯指示给史迪威的组织路线、指挥系统和作战方针等。魏德迈和史特勒梅耶在处理陈纳德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也同史迪威一样，具体的说：就是必须想尽方法把陈纳德调离中国，改派西点陆军学校出身的亲信的人员来担任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以收第一指挥之效。史迪威被迫解职回美后，向罗斯福和国防部汇报陈纳德与蒋介石互相勾结，飞扬跋扈的事实。1945年夏，陈纳德也不得不呈请再次退役，离华返美。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也由史特勒梅耶的参谋长、美国空军中将史通接任。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不顾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要求，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的第三次国内战争。他想到过去与陈纳德有一度密切的合作关系，遂电邀陈纳德再度来华，面商机要。

陈纳德自1945年夏回国，忽接蒋介石电邀，喜出望外，乃欣然拜命，于1946年8月由美国飞抵上海，立即到南京晋谒蒋介石和宋美龄，接受了蒋介石总顾问的委任。

陈纳德除担任蒋介石总顾问外，还请求蒋介石准予组织一个“民用航空公司”，以便利用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大捞一把。在取得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同意与支持后，陈纳德即赴上海着手组织。经过半年的筹备，于1946年12月25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直辖空运大队”，并于1947年1月1日正式开业，其英文名称是：“CHENNAULTAIRTRANSPORT”,简称“CAT”，翻成中文就是“陈纳德空运大队”。

以陈纳德为代表的“CAT”，与以霍宝树（宋子文的亲信，当时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为代表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双方正式签订合同，并公开登报。合同规定了“CAT”的业务范围，仅仅限于空运“行总”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接收的救济物资到指定的六个空军基地，交由“行总”所属有关部门点收分配。这六个空军基地是：上海、广州、衡阳、桂林、柳州和昆明，其他空军基地一概不许使用。合同还规定不得载运一切军用物资，甚至连普通旅客特别是军人，也不许搭乘“CAT”的飞机。

但这不过是一个表面的花招而已，事实上自1947年夏季起，一直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时止，“CAT”的业务范围和使用的空军基地，在蒋介石特许下，不断地扩大了。还经常参加南京交通部所召集的民用航空公司的重要物资调配联席会议。参加这个联席会议的有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简称“央航”）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直辖空运大队（这是1948年“CAT”改组后的新名称，对外仍称“CAT”）等三家。在联席会议上接受蒋介石国防部所交运的重要物资，这些“物资”实系军用，包括军队、军粮、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等。在由南京、上海等后方基地将这些物资空运到作战前方的执行上，“CAT”是起着主要作用的。“CAT”差不多担任了50%的空运任务，“中航”担任30%，“央航”最少，只20%。

因此“CAT”的-C46和C-47型双发动运输机群日夜不停地从上海虹桥基地起飞，载运各种军用物资，空投太原、徐州、沈阳、长春、锦州、济南、天津、北京等地，甚至在北京崇文门内东交民巷围场外一长条空地(即过去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驻兵北京时的操场）也辟为临时降落场，以供“CAT”飞机起落。这说明“CAT”从1947年夏天起，即以积极的具体行动，参加了蒋介石反动集团所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以陈纳德为首的“CAT”是蒋介石的重要帮凶，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这笔血债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CAT”虽然是陈纳德一手筹备成立起来的，他始终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但又是一个不折不扣地中、美官僚资本混合组成的反动机构。在中国方面投资的股东有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何应钦、俞大维、阎锡山、马鸿逵、马步青、吴忠信、缪云台、席德懋、霍宝树、王凌源、王文山等。美国方面投资的股东有卫劳尔（WILAUER）、魏芦比（WILLOUGHBY）、泰勒（TAYL-OR)）以及过去飞虎队的一些队长和队员，如罗斯拍（ROSBERT)、赫根斯（HIGGINS）等。

“CAT”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当1947年1月1日正式开航时，仅有C-47型运输机三架，这三架还是由美国控制下的“联总”拨给陈纳德使用的。不久“CAT”又从菲律宾美国剩余物资仓库中以贱价购得C-47型运输机九架。其后“CAT”又从印度、美国剩余物资仓库中购得C-47型运输机十八架，这样它就拥有三十架飞机了。随着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垮台，“CAT”也跟着蒋帮逃往台湾。

那时驻在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及中央航空运输公司，还有C-47型运输机约二十架和其他航空器材等停在九龙启德飞机场，他们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在“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的领导下，正式起义。这批飞机和器材应该由我国政府接收，可是香港英帝国主义政府，竟不顾我国外交部的严正抗议，于1950年指使香港高等法院非法把这批飞机器材判归“CAT”劫收。这样“CAT”就拥有五十多架运输机了。除此以外，“CAT”在上海虹桥基地用搜刮中国人民的钱建造了三十五幢各式各样的房屋，把整个虹桥飞机场完全拨给陈纳德自由使用，成为陈纳德的“租界”。

陈纳德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全力支持下，除了直接参与蒋介石反人民的罪恶内战从事军事物资的运输外，还利用蒋介石所控制的各地飞机场，从事空中走私漏税投机倒把的行为，大发其横财。

随着蒋介石反人民的军事行动的节节失利，陈纳德和他的“CAT”驻沪总办事处，也于1948年12月由上海全部迁往广州。1949年5月25日大上海解放后，“CAT”又从广州全部迁往香港，同年12月当蒋介石被中国人民赶出大陆由成都逃往台湾时，“CAT”又从香港全部迁往台湾，在台北某空军基地，继续执行它的反动业务。

陈纳德在“CAT”由上海逃往广州和香港的过程中，曾衔蒋介石之命由上海飞往美国，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出席作证，为蒋介石向美国国会和杜鲁门总统作“秦庭哭师”式的乞援，尽管美帝答允以支持，但也不能挽救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在大陆上彻底被消灭的命运。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永远结束了美、蒋在中国大陆上的罪恶统治。陈纳德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替蒋介石作证完毕回到台湾后，蒋介石对他更加礼重，聘他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最高顾问。

陈纳德所领导的“CAT”，随蒋介石反动集团逃往台湾后，不但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而且变本加厉地与亚洲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中，陈纳德曾奉蒋介石的命令指挥“CAT”机群，把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美帝俘虏的官兵，全部由南朝鲜劫运到台湾。在美、法两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陈纳德的“CAT”机群也经常载运美、法两国军事人员和军用物资，参与侵略战争的活动。

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总统要求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18日，美国国会通过晋升他为空军中将的法案；7月27日，陈纳德因病在华盛顿去世，终年65岁，埋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